川陕苏区时期党的执政经验及启示（羊淑蓉）

发布日期：2025-06-24 12:21    点击次数：118

1932年冬，在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经陕南越巴山，进入川东北，迅即解放了通江、巴中和南江，于1933年2月7日在通江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这标志着川陕苏区的正式建立。从川陕苏区成立到1935年3月底至4月上旬红四方面军相继撤离根椐地，川陕苏区存在了两年多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党在川陕苏区的执政实践却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提供了经验，为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川陕苏区时期党执政的经验

（一）坚持民主执政，建立了政治民主制度。

川陕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局部执政的党，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实施了政治民主制度，进行了民主执政的尝试，比较好地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

1、建立并推行了比较完善的选举制度。民主执政，选举第一。党在川陕苏区的民主执政，首先体现在它的选举制度。

首先，在党内实行民主选举。中国共产党从川陕省委到支部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均由选举产生，重大决策也通过民主决定，坚决反对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和个人独断专行。川陕苏区全省总共召开了四次党员代表大会，每一次到会代表都要听取工作汇报，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对重大事项的决定都有表决权。

其次，在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选举。为保障广大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苏维埃政权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下，工农兵和一切劳苦的群众都有公民权。豪绅、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员、僧道、流氓和一切剥削阶级、反革命分子都没有公民权。”［1］ “有公民权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穷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有选举权，只要16岁以上的就有被选举权。”［2］ 以此为基础，川陕苏区实行了一套完善的选举制度。

一是明确规定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产生方法，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3］ 二是工农兵代表的产生主要是下一级选举产生出席上一级代表大会的代表；上级分配名额在各区基层选举出席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上级分配名额，直接在下级机关选送代表；红军工作队直接提名。这种公开、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不仅深刻了解穷苦人民的愿望要求，而且能保证其对人民负责。三是工农兵代表产生以后，召开代表大会或群众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村苏维埃组成人员由全村群众大会直接选举，乡苏维埃组成人员由全乡群众大会或村代表大会选举，均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时，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绝大多数人到场，通过民主提名候选人然后进行民主选举。这种选举破天荒地废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人民群众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真正拥有了参加国家政权管理的权利，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工农群众的参政意识。参加选举的人都十分踊跃，参选率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这就使苏维埃政权真正成为代表广大工农兵利益的民主政权。

2、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民主监督制度。党在川陕苏区的民主执政的另一体现在它的民主监督制度。川陕苏区的民主监督制度是比较健全的。党内设有专门的监督机构，保证党员民主权利不受侵犯。苏维埃政府内设有监察委员会，受上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各级监察委员会直接对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与各级执行委员会处于平行的地位，利于其行使检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是否执行苏维埃法令和决议案，检查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徇私舞弊、消极怠工，向执委会提出处分，审查苏维埃经济预算决算等职权，保证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工作得到强有力的监督制约。

川陕苏区的人民群众对苏维埃代表和政权机构(包括一切领导机构)有监督权。人民群众最大的监督权主要是通过各种代表大会，对领导机构及领导人通过评议、选举等方式进行监督，尤其是对村、乡苏维埃领导人进行的直接选举将被选举人置于多数群众的监督之下，有利于提高干部素质，保证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苏维埃代表若违背选民意志或犯有严重错误，选民有权将其撤换，另行选举。选民对代表的监督、罢免权的有效行使，大大提高了选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逐渐改变了民众乃至一般党员习惯于封建主义独裁专制和不关心政治的陋习。选民对苏维埃代表的监督，加强了代表的公仆意识和牺牲精神，使代表能更负责地履行好选民赋予的职责。

总之，川陕苏区广泛推行的民主制度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两年多时间里，川陕苏区内，社会安定，人民当家作主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是川陕苏区得以生存和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川陕苏区的政治民主有其历史局限性，无论从政治民主制度建立的完善性看，还是从政治民主制度的具体实施看，川陕苏区的政治民主制度都还处在低级的阶段。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开创性的尝试，将广大民众对民主的渴求提升到了实践的阶段，为后来实施广泛的政治民主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二）坚持依法执政，推进苏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

在川陕苏区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党在苏区努力推进苏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和规范化，在依法执政方面做了大量尝试。

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便由执行委员会依据中共“六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所确定的革命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从苏区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1933年2月，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在总则部分确定：“川陕省苏维埃是川陕工农兵的代表会议。这一政权，属于全川陕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和指示，保护工农劳苦群众利益，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扩大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川陕的首先胜利，直到全中国的胜利。” ［4］这就以法律的形式鲜明地表明川陕苏区政权的阶级性质，并明确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战争，目标是取得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的第二部分，对各级苏维埃的组织系统、机构设置、编员、职能范围等分别作出明确规定。这些法规的制定执行，使党在苏区执政沿着法律的轨道运转，保证了苏维埃的各种法规在苏区范围内统一执行。此外，川陕苏维埃政府通过制定执行土地法令、确定工人阶级基本权益、实行婚姻自由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等反映人民意志的法规，充分体现广大工农兵专政的民主原则。针对国民党派遣大批特务、奸细和反动会道门团体的破坏活动，川陕苏维埃政府采取立法形式通过专门法令、法规来动员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共同镇压隐藏在苏区内部的反动分子和反动派别的破坏活动，以达到巩固战争胜利成果的目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川陕苏区的法律法规还不那么健全，执法中也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方面。但是，它毕竟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对党在苏区的执政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坚持执政为民，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

共产党执政的目标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但也要给人民以实惠，才能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5］党在川陕苏区时期局部执政中，始终坚持为民众谋福利的原则，十分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实行了一系列利民政策。

经济方面。一是针对川东北地区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在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基本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二是废除了大小军阀统治时期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三是开展了必须的经济建设，如发展农业生产、开发苏区特产，发展手工业，发展合作社运动，发展对外贸易，发展交通水利事业等等，“以增强群众的利益，保证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6］

教育方面。针对川东北地区文化教育落后，工农群众文盲众多的状况，红军入川后，积极宣传并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有关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并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全苏区文教工作。川陕苏区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如在全区各地开办列宁小学、工农小学、苏维埃小学、红军子弟校等）和推行以扫除文盲和半文盲为目标的识字运动（如开办各类职工学校、夜校、识字班）等，满足了人民受教育的愿望，摘掉了贫苦农民头上文盲与半文盲的帽子。

医药卫生方面。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川陕省委宣传部和苏维埃政府编辑出版了《一般的卫生常识》、《卫生常识》等普及读物，向群众介绍增强体质健康的方法及各种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此外，川陕苏区还创办了70个红军医院和医务所，30个地方医院，160多个工农药店或药铺，组成了完整的川陕苏区的医疗机构网络，为保存革命力量和改善苏区人民的卫生状况创造了良好的条件。［7］

社会改造方面。一是针对四川军阀统治时期，川东北农民普种鸦片，普遍吸食鸦片的恶习，川陕苏维埃政府在苏区开展了广泛的戒烟运动，基本革除了社会陋习，节约了社会财富，增进了人民健康。二是针对川东北妇女地位低下的现实，红军广泛宣传中共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川陕省委发布了妇女斗争纲领，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妇女工作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川陕苏区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高，许多妇女走出家庭，活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

二、几点启示

从川陕苏区时期党的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执政的环境、执政的要求和执政的目标变了，但执政的宗旨、理念并没有改变。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考验和挑战是严峻的：一是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二是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的要求；三是党的自身和存在的问题。这些都要求我们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一个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来抓，从而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川陕苏区党的局部执政经验对加强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成功执政的根本保证。

川东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山川纵横，险峰交错，路窄林深，红军又长时期处于各路军阀的重重包围之中，党与红军何以能够在这种艰险的环境下生存、发展、战斗？党与人民群众建立的血肉关系是其真谛所在。苏区的党和红军密切联系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与川东北人民群众建立和保持了血肉关系，是成功的根本经验之一。川陕苏区的党和红军依靠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其存在的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先后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与“六路围剿”，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性战役，共歼敌10余万人；部队由入川时的14400余人发展为8万余人；同时还创建了以通江为首府，幅员4.2万多平方公里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川陕苏区的党和红军与当地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和红军， 而党和红军则把群众的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当作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当作第一标准， 深怀爱民之心、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赢得了苏区群众的大力拥护和支持， 促进了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今天，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疾苦，关心困难群体，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作为执政党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要把办好普通老百姓的事作为己任，真正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也是对川陕苏区时期革命、执政经验的总结，是对革命传统、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展。在新时期怎样密切联系群众，如何体现为人民服务，如何做到为民执政，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课题，应当作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个重要任务，认真研究和解决。

（二）民主和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执政机制是党成功执政的重要保证。

党在川陕苏区时期局部执政中实施的以民主和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既是一种体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机制，其作用在当时就表现得十分显著，人民当家作主成了社会的主人，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及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但这套机制存在的党政不分、强调党的集中领导等缺陷也正是导致后来出现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的体制原因。这说明川陕苏区的这一套执政机制还不尽合理和科学。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否合理、科学，极大地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也决定着党的执政能力的实现程度。今天，我们的党政关系、干部制度、上下级负责问题，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不利于执政能力建设的弊病。党政关系不顺，会使党政班子之间产生矛盾和磨擦，造成内耗不断，效能低下；以人治为基础的干部选拔制度会使群众对党组织不信任，进而影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工作机制，必然助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不正之风，甚至引发损害利益的腐败行为。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科学的体制和机制，以提高党的执政的效率，降低党执政的成本，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三）法制化、规范化的执政模式也是党成功执政的重要因素。

党在川陕苏区时期的执政中，非常重视推进苏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和规范化，颁布了诸多方面的法律、法规，使苏区政府的执政能沿着法律的轨道进行运转，避免了执政的无序化和地方化。这是川陕苏区执政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在我们今天来看，川陕苏区的法律法规还不那么健全，执法中也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方面。但是，它毕竟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今天，虽然我们的法律制度日趋完善，我们党的执政也日趋法制化和规范化，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等形势和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推进依法行政，提高党依法执政的能力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220.

［2］国民公报［N］.1933-08-12，220—221，转引自唐敦教：川陕苏区的政治民主初探［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年（1）20.

［3］崔洪礼：川陕苏维埃政权选举工作初探［J］.川陕苏区历史研究1990(1)：13.

［4］康利超：川陕苏区时期党的执政实践探析［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1）：24.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63.

［6］中共达县地委党史办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椐地斗争史［M］.华夏出版社，1989，281.

［7］毕瑛涛：红军对川陕苏区开发的历史启示［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7-8.